上大学的梦想

导读：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再升高中，最后是大学，每一个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过程里度过，可是我们再想想上大学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这样一张高贵的入场劵,还是在围绕着梦想不继前进呢？

　　●无论是就业、创业，还是技术创新，竞争力来源于人的活力，大学生应该对学习内容与安排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高等教育既要培养专门人才，又要广泛对青年和成年人开放，培养各类通用实务人才。

　　●学生围着学历文凭转，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就难以成为择业和创业的主体，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待业或下岗不足为奇。用人单位单凭学历录用，不能真正选贤与能，就难以避免冗员和庸员，这样的单位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也不足为怪。

　　●高等教育应该从学历文凭教育转变为学位课程教育，从一考定终身并一次学完的学习制度转变为专科与本科学分相通的终身可及的学习制度，面向大众的高等教育应该从以专科教育为主转变为以重视基础课程和通用技能的素质教育为主。

　　“读大学为了拿学历文凭”，是习以为常的答案。这个计划色彩的观念有什么消极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过去读大学的人少，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只要通过了由政府组织的入学考试，进入国家计划内按照统一课程安排学习，不论在哪个学校，不管是怎么学出来的，拿到“学历文凭”就有了国家干部的资格证书，可以走遍天下。入学考试不仅决定上哪个学校，还决定了学习的终点，常常要一生戴着“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的帽子。没有学完就叫“肄业”，视同废品。近年来读大学的人多了，专科学历难找工作，招聘都要高学历，于是就“专升本”，甚至千军万马考研究生。学什么内容似乎并不重要，研究课题也不必是志向所在;不能发现问题，只会收集现成“结论”;不是追求日新月异的科学和文化，而是追求学历文凭。读书人又在演绎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发人深省。

　　我们去看看别人。在美国，1999年有1479万人注册读大学学位课程，其中40%在两年制学院，40%是25岁以上，当年获得学士学位的不到124万人，获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的仅56万人。折算起来，以读学位为目标的占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二只读学位课程。有人说这是高淘汰率，其实不然。高等教育以读学位课程学分为单元，比以“学历文凭”为单元，具有更强的组合性、可扩展性和对职业的适应性。

　　无论是就业、创业，还是技术创新，竞争力来源于人的活力，大学生应该对学习内容与安排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高等教育既要培养专门人才，又要广泛对青年和成年人开放，培养各类通用实务人才。

　　专门人才包括科研创新人才，医生律师等专业人才，技师等职业技术人才等，其社会需求总量与劳动力总量比较相当有限，而教育成本较高，改行适应性差。为了提高效率，防止个人和社会的不良投资，专门人才的培养要特别注意供需对应，尽量做到专业对口。实际上，社会上大量需要的是通用实务人才，毕业后从较低起点做事，经过多次变动，逐渐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竞争中，每个人的机遇难以预计。例如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上，许多新的环节学校里并没有相应的“专业”，需要具备知识根基的人自己去闯。各类通用实务人才首先要学好大学的基础课程和通用技能，也要学习某些实务知识和职业技能。知识面较宽的基础课教育、强调实践能力的综合技能教育(如外语和信息技术)、短学制的学分教育和可扩展的终身教育是这类教育的特点，与培养专门人才相比，可以称为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更容易适应每一个学生的原有基础和具体就业目标，应当成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主要方向。它也为创新人才、专业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打下宽广基础。专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对许多人来说，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基础课知识在他们一生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大学课程也不需要一口气学完，求学和求职可以交叉，工作变动再修几门课。不是由学校规定课程，而是个人根据求职和求知的需要选修学分。高中推行学分制，有能力的可选修一些大学基础课，这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学校之间的学分认可则是各个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自主事务。

　　学位制度实行了20多年，但学校里以学生为主体的弹性学分制还并不健全，仍不如学历制度管用。统一编制的课程计划尽管已经不能适应毕业后的需要，但学校和用人单位对其“质量”更为放心。学生围着学历文凭转，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就难以成为择业和创业的主体，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待业或下岗不足为奇。用人单位单凭学历录用，不能真正选贤与能，就难以避免冗员和庸员，这样的单位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也不足为怪。学历制度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计划体制在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中的顽固堡垒，实在应该废除了。高等教育应该从学历文凭教育转变为学位课程教育，从一考定终身并一次学完的学习制度转变为专科与本科学分相通的终身可及的学习制度，面向大众的高等教育应该从以专科教育为主转变为以重视基础课程和通用技能的素质教育为主。实现这些转变，教育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焕发出勃勃生机。

　　有的年轻人把读大学作为脱离“社会底层”的阶梯，这种要求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学历制度产生过度的“等第”扭曲，一些地方“人才辈出，江山依旧”，基层干部队伍持续膨胀，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废除学历制度，实行学位制度，学生自主地以课程学分为单元终身学习，而学位课程相对标准化，教材随时更新，跟上科技和社会进步，使教育成为人本身现代化的途径，这已经是当务之急。

　　青年人读大学，首先要追求真理，探索创新。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了解科学技术前沿和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其次要谋生自立，脚踏实地。求学时参与实践、打工挣钱，求职时恰当定位、勇于创业，求学和求职相结合。还要与人交往，沟通交流。只有把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社会化，才能掌握必然规律，自由地全面发展。

《老查话留学》NO.30

我们送孩子出国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作者：老查                2014年03月28日             来源：尚友留学

今天要说的话题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我认为明确这个终极目的非常重要。就像一个人的成就和他的德行紧密相关，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有一个思路、原则，再有具体的方法。那么，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觉醒。通过教育，学生或者孩子要发现自己想干什么，擅长干什么，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有学校和家长的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世上有三中人，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例，很早就有大的志向这种人其实不用别人花太多心思去帮助他们。另外一种人叫做后知后觉，例如我自己，我到了32岁，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才知道自己的职业理想，才知道自己应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其实这已经很不容易，因为绝大部分都属于最后一个类型，就是不知不觉型。这个类型的人没有想法，没有毅力，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适合干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如何从不知不觉过度到后知后觉，一方面需要外在的教育，这种教育不在于具体教授了你多少知识，而在于教会一个人做人的道理和方法。美国的文理学院的教学理念就是这个，先实现自己教育和自我觉醒，再学习更加具体的专业知识，当然，也要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来达到自己我教育和自我觉醒。

教育终极目的另外一点是让学生或者说孩子学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育学家和一些成功的家长说，你应该不断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让他自己选择。其实，人生面临无数的选择，人生境遇就是由选择组成，例如你上哪个大学，学习哪个专业，要不要留学，何时留学，什么时候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找什么样子的配偶，什么时候生小孩，工作中要不要跳槽，病了要看哪个医生，如果病得很严重，哪个医生给你手术等等。所以成功的人士除了自我教育外，还要学会选择。作为家长，我们只能陪伴孩子到孩子50岁，而你会发现，你能帮助孩子的时间大约是孩子25岁之前，过了25岁，一是孩子不会听你的，二是你也帮不到他，有时候我们的意见甚至会帮倒忙。因为我们家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作为家长，要尽快协助孩子在现有的情况下做出选择，而且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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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作为Liberal Arts的大学理念

作者: 黄万盛     2005-6-12 02:57     来源: 哲学译丛

　　现在，中国有学者在讨论大学理念，这是重要的问题。从晚清办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现代教育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期间，所谓“大学理念”的问题一直混乱不堪，中国的大学教育走过的是不堪回首的曲折历程，有很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我读了几篇参与讨论的文章，总觉得稍有就事论事之嫌，太过拘泥在北大当前的改革上。其实，大学理念的问题有极其深刻的含义，深入反思，会大有益于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未来。这里，我想围绕着对Liberal Arts这个词的解说谈谈大学理念。

　　什么是“Liberal Arts”的教育传统？从2002年9月到2003年5月，我在哈佛燕京学社用了整整一个学年主持每周一次的讨论班，主题是“Liberal Arts（君子之道）、人文学和传统资源”，参加的人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来哈佛访问的学者，此外还有在哈佛的一些学生、教师。这个讨论班除对两岸三地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得失成败进行交流对话以外，更重要的是从各个不同的传统出发考虑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文学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基本的看法。然而，在如何汉译“Liberal Arts”这个词上，我们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词。

　　该词在大陆被译为“素质教育”，台湾为“通识教育”，香港则译得更显古典，叫“博雅教育”。严格说来，三种用法都没错，又都不够全面，各自突出了问题的某一个方面。

　　“素质教育”强调了对人的品行、能力等综合素养的教育培养，这是对的，可是，经由何种途径、用什么内容、如何培养素质，却不甚了了。一般意义的素质培养，其实从襁褓中就已经开始，但这不是“Liberal Arts”所要讨论的。它是大学的基础教育，是和知识教育、自我反思、自觉修炼的成人化行为连在一起的。假如不突出这些主要方面，素质教育就难免沦为令人腻味的空洞道德说教，甚至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那不是“Liberal Arts”，而是颠覆“Liberal Arts”。人文学的传统是用人类长期发展积累的智慧、品行、情操来塑造人，造就社会栋梁。它的核心就是文明和人性，反文明、反人性，最为人文学所排拒，开展人文学教育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不健康的力量主导社会进程。在这个意义上，“Liberal Arts”的传统拒绝一切以非学术的名义构造的学说理论。大陆大学教育现在相当重视“素质教育”，这是英明而有远见的举措。但是，“素质教育”在学生中不受欢迎的现状值得反省，国家教委一位主管官员也曾对我说，素质教育的课很难上。我想，的确应当考虑“素质教育”到底教什么？这实际是对人的理解和设计，是千万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的大问题。在哈佛，这是本科教育的整套机制；在大陆，这只是各种知识之外的一个课程设置；这个区别应当足以说明问题了。

　　台湾的“通识教育”突出“Liberal Arts”中的知识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哈佛的“Liberal Arts”教育有18门必修的核心课程，范围广阔，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等各个方面。说人文学所要求的人的培养不是一般的道德说教，其区别就在于，它坚持成人的努力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应当而且也必须体现人类的知识累积，人文、社会、自然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但是，仅仅是知识还不足以表达人文学的要求，知识只有转化为责任，才能成为人的自觉的要素，这就和境界、风度、品味、人格有关了，这些方面又是知识不能涵盖的。因此，人文学所说的知识并不是死的知识，而是在大的人文传统上来看待知识，把知识当作人文传统最主要的构成，知识应当是人的知识。只有这样，知识才是人成其为人所自来的源泉，因为你知道你是出自这个大传统，你就能知道，你可以为这个传统做些什么，什么可能是你对这个传统的贡献，在人文学的视野中，人既是传统的产品，又是传统的创造者。假如我们把“通识教育”翻译成英文，它叫做“General Knowledge Education”，它已经不是“Liberal Arts”了，最重要的是“Liberal”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就是它的问题。

　　比较起来，香港的“博雅教育”是相对接近的说法，博是博学多才，突出全面训练，雅是风度、境界，是人的品味。但是做人是有向度的，一个知识渊博、风度翩翩的人，固然比不学无术、举止粗俗的人好得多，可是那“博雅”假如只是表面功夫，就非常有害了。如何突出做人的深度，是“博雅”这个说法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Liberal Arts”这个传统起源于希腊，是非常古老的做人和教育的传统。在词源上看“Liberal”和劳动、自由、自由民、博学多才有关，再加“Arts”，是艺术的集合名词，是美的问题，美是自由的最高界面。因此，这是对人的自由的教育，自由是做人的最高目的，也就是说，自由是做人的境界，更是做人的使命，需要穷毕生精力永不休止去追求的，“Liberal Arts”要解决的就是人对自由的理解、实现自由的能力、追求自由的责任和使命。这个教育的理想信念就是儒家的“君子之道”。我们必须惊叹古代先哲的伟大智慧，孔子一生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是君子的问题，也就是人的塑造的问题。与“Liberal Arts”相近的思想是孔子的“君子通六艺”，而孔子关于“君子”的思考，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要远远超过希腊的那些哲人，可惜的是一百年来的“破旧立新”，这些深刻的远见卓识屡屡成为糟粕撇履，以至于我们的“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02年暑期，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曾建议建立“六艺馆”，让各个学科的教授、博导有可能修习“君子之道”，在一个传统破碎而又物欲横流的社会，“素质教育”如果不从为人师表做起，那是绝对不会有希望的。

　　一些从北大、清华来哈佛访问的教授告诉我，在中国考名牌大学很难，考生多，竞争激烈，可一旦录取后，就相对轻松了。他们在哈佛看到这里学生的读书状况，非常惊讶，哈佛的学生比国内的学生紧张多了。在中国是先难后易，在哈佛，不能说先易后难，考入哈佛本身就很难，但是入学后更难更紧张，叫作难而更难。所以有这个区别，我想，还是因为对大学的使命和对人才的理解、要求上存在很大的不同。

　　美国是个注重实用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至今仍然是美国的主流精神，这保证了美国社会始终能够面向实际，不被那些纯粹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所迷惑。但是“有用即是真理”这句话很容易被庸俗化，以为蝇营狗苟的蝇头蚊脚般的私利都是有用，也就都是真理。假如实用主义就是如此，美国这个社会连一天都无法维持。这里的“用”是大用，是国计民生之用。接近儒家所讲的“人伦日用”的用。这样的实用主义是把对个人、国家、社会、人类的发展有用有益当作真理来追求。这种大“用”，一直在限制和引导一己私利的小“用”，防止它膨胀成危害社会的力量。这个原则深入到美国的教育理念中。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校的理想，二是培养人的理想。

　　在美国学校可以分成两个大类，一种叫“Liberal Arts College”，另一种叫作“ Professional College”，前者的目标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是谓大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很接近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理念。后者的目的是培养有专业技能的人，看似小用。这两种办学理念在美国教育史上是长期冲突的。现在排名前20位的“Liberal Arts College”中的大多数之所以会立自己的学校强调自己的建校理想，是因为在它们看来，甚至连哈佛这样的学校都受到了职业学校的污染，因为哈佛办了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因此它们必须捍卫人文学教育的传统，为美国社会培养可以持续发展的有人文境界的人才。可见重视文理，从大用着眼培养人才，在美国是有深厚传统的。尽管哈佛也曾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毋庸置疑，哈佛仍然是这个传统的中坚和代表，事实上，美国人文学为中心的教育传统，就是哈佛开了风气之先。哈佛的校训是用拉丁文写的，译成中文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这个校训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哈佛重视传统，尤其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的人文理性的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永远的智慧，所以在哈佛不大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迷狂；二是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折服人对真理的追求。就是这两个原则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保证了哈佛能够在一个伟大的谱系中继往开来、传承创造，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是哈佛的魅力，它永久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渴望和梦想。

　　几年前，哈佛神学院录取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学生，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他不仅仅多才多艺，而且各个方面都非常杰出，他理科的成绩几乎满分，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已可以直接进纽约交响乐团，被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录取。无论是读麻省理工学院，还是搞音乐，都是可以挣大钱的，而神学院毕业很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为什么他要进神学院？这是很多教授都感兴趣的。但这个同学回答说，我还年轻，钱总是可以挣到，可以慢慢来，但信仰问题，神是什么，人何以才能超越，这些是我人生的功课，这些功课不做，我活着一天都不得安宁。我读书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我的人生。他的回答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这当然是非常个人化的问题。但是，从大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同时就是，学校是为了什么？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大学是和职业连在一起的，考上了大学就意味已经把将来的饭碗捧在手里了，这样，一跨进大学门坎，高考时的动力和奋斗也就开始退潮了，大学对人的培养，如果没有人的自觉是不会有结果的。学生自己没有动力和激情，又何以成为杰出的人才呢。

　　归根结底还是那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呢？假如我们的大学仅仅只是Professional College，那我们的学生就跳不出为一个饭碗而上大学的区区功利眼界，我们的大学就会永远陷落在它和就业市场的紧张之中，我们就不可能培养出对这个社会承担责任、引领社会前进的优秀群体。在我的少年时代，关于大学听得最多的就是所谓“工程师的摇篮”，现在，仍然还有许多的家长和老师在对孩子们重复这个幼稚的童话，而今，我知道，那有多深的误解和多么的俗气。让我们告别吧，“工程师的摇篮”！